婷婷社区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志》中的时疫和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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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迺抟 梅贻琦 郑天挺
1938年4月4日，西南联大经济学系造就赵迺抟抵蒙自。南迁门道有一条是坐汽车出镇南关抵越南，改走滇越铁路入云南，名曰旅行团，成员以中老年造就为主，赵迺抟为团长。昆明房屋不及，西南联大将文、法商两院暂设蒙自，成就蒙自分校，行为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赵先生确当务之急是捕快校舍，不想下车之始即遭下马威，剧烈呕泻来袭，责任不得不远离。万幸的是，“医云非虎列拉”。
1930年代，一经谈“虎”(虎列拉，霍乱的旧称)色变。上海在旧中国不管卫生防疫或医疗救治都号称首善之地，关连词1938年，黎民涌入上海，8月7日的《文陈诉》载：“本市霍乱流行，日来有增无减，愈见跋扈，两租界时疫病院之病房，早告东说念主满，竟至无法收留，为积年所未有。”
虎列拉，Cholera的音译，霍乱的旧称，当年调整以补液为主，无灵验抗生素，虽已是1930年代，一经谈“虎”色变。据《申报》1932年9月报说念，今年度上海霍乱大流行，共发病4281例，死一火318例。上海在旧中国不管卫生防疫或医疗救治都号称首善之地，这不及10%的死一火率已是极低。到了1938年，黎民涌入上海，8月7日的《文陈诉》载：“本市霍乱流行，日来有增无减，愈见跋扈，两租界时疫病院之病房，早告东说念主满，竟至无法收留，为积年所未有。”这次疫情记录的发病东说念主数为11365东说念主，死一火东说念主数为2246东说念主。至于昆明的情况，汪曾祺写过，昆明闹霍乱时，梅贻琦警告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有同学侃侃而谈我方在外面乱吃了好多顿于今也莫得得一次霍乱，梅校长方法凝重地说：“同学们！这种事情是不可有第二次的。”
内务部法定传染病九种，其中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霍乱均以泻肚为主。日志中以斑疹伤寒多见，如1942年底，郑天挺大病一场，即罹患此疾。12月19日，病情马上恶化，“口干又不得水，觉有高烧，作嗝不已，屁多，苦甚”，晨起测体温大增，达38.9℃，下昼更升至39.5℃；尔后发烧反复达九日之久，且一直卧床不起，进食一丝，还间歇性泻肚；直到24日才有起色，不错离床下地；27日热退尽；又将养了几日，30日至袁家骅家小坐，“病后初出卧室也，日光直射，神怡身旷”，病体方告申报。
郑先生一直自诩富厚，亦自知严慎，除民国十五年曾病卧两三日外，近三十年来无大病。痊愈反念念有三：第一，饮食失节，逐日责任至午一时才出办公室，或就小店零食，或回住所啃馒头佐冷菜冷肉，“多寡冷暖无常无序”；第二，起居不妥，逐日枕上必读，就寝同样迟至凌晨一时半以后，寝息不及六小时，午睡也不可保证；第三，御寒不及，其时早已入冬，月初又骤寒，衣被仍寄藏乡间，“在城仅薄被一床、衬绒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可穿”，白昼勉可救助，夜眠多不可酣。
郑天挺孤身南下，自顾不暇婷婷社区，由此导致的违背力下跌确为病因。更蹙迫的是，斑疹伤寒属传染病，校方却一直穷乏针对性防疫。那几年联大教职员中患斑疹伤寒的不少，如1943年3月形而上学系郑秉璧，4月常委会文书刘本钊，10月警戒长查良钊和北大就业处文牍组主任朱汇臣。来年仍不用停，6月北大就业处事务组包尹辅抱恙，到了10月，英语系钱学熙、数学系江泽涵、物理系郑华炽纷纷病倒，用现时的说法，可称“集聚性发病”。
联大总务长卧病，并未前去病院，因昆明医疗不甚高超。国立中正医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不久即迁走；其他几家，公立的有昆华病院，1938年12月，董作宾患副伤寒于此入院半月过剩；惠滇病院是英国教育病院，1939年6月21日，汤用彤宗子、极具才思的汤一雄，割盲肠时麻醉过量亏蚀；还有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从属病院，即云大病院，1941年刚刚成就，联大生物系吴韫珍造就因十二指肠溃疡割治不效于1942年6月7日病故。
除却情绪暗影，去了也无药可用。30年代中期，东说念主类第一个抗生素“百浪多息”问世，抗菌机制也已商讨明晰，无数低价的磺胺药品都在快速出产中。磺胺属广谱抗生素，对斑疹伤寒灵验，十足不错使用，而抗战军兴，实为天价，如航空工程系庄前鼎致梅贻琦的《央求贫瘠补助》：“鼎于六七月间患痢……（药物）价钱过昂，均由鼎自购，仅药费一项即达三千元。”
只可“居家攻击”。校医徐行敏医生的有野心以救助调整为主，卧床休息、多饮水、退热、清淡饮食，药物仅予“加斯加拉”，即“Cascara”，这是好意思国鼠李皮，一支持物因素的药物，多用以润肠通便。中医药于是登场，有一位共事沈刚如先生看过，他并非中医师，而是从属教务处，因祖传中医，联大造就们常请他诊治。谓无大热，以疏表为主，处方为：淡豆豉四钱，川柏花五钱，苏梗二钱，桑叶三钱，荆芥穗二钱，薄荷二钱，葱白三枚，生姜三片。
清纯唯美激情这个方子很柔顺，厨房即可备皆一半药材，访佛于民间的验方。不外，求援于中医，激励了好友毛子水的非议，他“大不谓然，以中医不真正耳”。郑天挺我方的气派是半疑半信，自叙三十年来仅食汤药两次：一次是民国十五年于北平，因中煤气发高烧；一次是民国十八年于杭州，因咳嗽恐转冬瘟。这一次所开数药尚自如，他莫得听毛子水陈思，托东说念主购回煎服。
确乎有功效。服下药后，郑天挺自发满身轻快好多，胃口甚好。听闻闲居不太信服中医的郑先生用了我方的方子，沈刚如又来探病，辨为湿温征候，再次开具药方，郑天挺循例与罗常培磋商，罗常培又与袁家骅、许宝騄谈，三东说念主不安定，告之姚从吾，姚从吾以“不知药性”应酬。见好友们如斯气派，我方坚握服用中药，“不知诸公笑我否耳”，郑先生只可作罢。
还多情绪劝诱。联大总务处胡蒙子是前娟秀才，南社老诗东说念主，那时已六十有二，郑天挺口称“胡蒙老”。胡蒙子信服佛法，将床前沸水施以番咒请先生饮下，谓明日必烧退，关于老先生的好意，郑先生老是顺其情意，“知无伤，谢而饮之”。次日又来，送小米粒药一粒，谓食之宁神，先生“知其为佛法中之情绪作用以安东说念主者，必无伤也，谢而饮之”。
斑疹伤寒非东说念主际传染，主要因鼠蚤体内的莫氏立克次体侵入唐突皮肤或食用了被鼠尿粪混浊的食品而起，防疫要津在于灭鼠。郑天挺病中得句 “漏尽鼠无迹，天寒鸟忘晨”，其中提到鼠患，应为写实。又有1939年11月15日载“夜雨达旦，为鼠子惊觉者再”，1943年1月5日载“中间为邻舍大喊及鼠闹扰醒者屡次”，看来联大寝室这方面一直作念得很差。事实上，云南一直都是斑疹伤寒的高发地区，中国终末一次大流行就在昭通地区。
大疫一朝袭来，场景止境可怕，日志于此也有刻画，1944年4月9日载：“晚间邵光明来，言自念念茅甫还，其地三年来连传大疫，死一火殆尽，饿殍枕藉，在城大师走，恍若警报情景。全县不及万东说念主，土田荒漠。往时之深邃之乡，今竟如斯，而外东说念主罕知之”。
另有赤痢，即细菌性痢疾，当年有五字歌：“每届夏秋季，赤痢最流行。疴红又疴白，可怜十万分。一日几十次，日夜都约束。膂力大毒害，零落亦丧身。”菌痢由痢疾杆菌引起，现已有数，当年然而烈病，并发感染性休克或中毒性脑病者大多死一火。前述庄前鼎造就是紧俏的军工东说念主才，也被此病耗去了家底。
寻常泻肚更是常见。1938年4月11日载“昨夜四时腹大痛，如厕大泻，七时起，复泻”，初到昆明，郑天挺认为是大病，自后“幸即止”，虚惊一场。之后病泻罪状累累，如1939年5月23日至25日，教员公舍中十东说念主病倒了四东说念主，汤用彤、罗常培、黄国聪、陈雪屏先后泻肚，郑天挺有“水不洁欤？饭不洁欤？”的怀疑，不外也即是怀疑遣散，莫得根究的下文。
泻肚多了，逐渐也就风气了。1940年4月6日至7日，郑天挺泻肚十二次，一直未就诊，到了4月8日，“气结腰弱，倚扶而立，颇不可支”，可当晚七时半，联大有课安排，相授“清初之圈地与逃东说念主”，课程隔周一次，为了不让学生白跑一回，郑先生如故远程前行。
1940年11月的这次泻肚最狠，从24日握续到28日。除了陆续疑心“水不熟乎？新米不易消化乎？食不洁乎？”以外，即是口服了几次“苏达片”。苏达片为小苏打（碳酸氢钠片），可用来补充体内电解质丢失，对泻肚自己并无调整作用。尤以27日最抱怨，不巧赶上一天四会（迁校委员会、赴川教职员茶会、联大常委会、文科商讨所委员会均开会），其间大泻数次，且腹涨特殊，又不敢进食，最终困惫止境。
过了两年，泻肚这事不仅见怪不怪，几乎成了生涯调剂。1942年7月16日，碰见陈雪屏，陈氏最近拉肚子，自疑为痢疾，请医诊之，非也。郑天挺玩笑这位情绪学造就，他东说念主都是由水泻转痢疾，而陈氏却由痢疾转水泻，岂亦情绪作用耶？两东说念主相视大笑。
到了1943年，都不错给我方开方子了。11月10日至12日，郑天挺水泻十五次，自服“药特灵”愈。“药特灵”即磺喹碘，是调整肠说念阿米巴病的良药，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在临床使用，对其他病原体并无作用。正本郑先生海底捞月，治好了我方的肠阿米巴病。
当年为了收敛跋扈的传染病，也可领受疫苗醒目。上世纪30年代夙昔多依靠海外疫苗，自后中国卫生教训所和上海卫生教训所接踵成就，国内研发出多种疫苗，还转头了适当国情的接种治安：春天种痘，夏令打针霍乱、伤寒、痢疾疫苗，秋季打针醒目白喉、猩红热毒素，冬季打针流脑疫苗。不外，春去秋来，南渡北归，纵览日志，郑天挺和共事均未有过疫苗接种的记录。
附记：本文部分陈述曾另文刊载于《点滴》，今勾搭方法再行成文，特此诠释
（转载自《文陈诉》2020年2月28日）婷婷社区